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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开经验法则的一把钥匙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06-12

  如果孤立地宣介和分析“经验法则”,不仅会加剧法学界和实务界对此问题的模糊认知和错误运用,而且可能引发社会民众对于司法裁判的信任危机。因此我们必须从立法规范、诉讼制度、法官素质等诸多方面综合完善,才能使这项制度真正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自由心证是当今各国普遍遵循的证据判断基本原则,民事诉讼中的证据适用最终归结为证据的判断,因而自由心证亦为民事诉讼证据适用的基本原则。自由心证原则尽管称为“自由心证”,但在内容方面实际上包含了自由和不自由两个方面。

  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心证”,既承认法官在裁判过程中的主观判断因素,又须对心证的行使设置必要的规制,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这种限制就在于法官对证据的判断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必须根据经验法则,从而保障社会公众对心证结果进行公正评判的权利。如果说在自由心证中对法律规则和程序正义的坚守反映了形式合理性的要求,那么,逻辑、经验法则就是对自由心证中实质合理性的界定。正是经验法则是以一种观念的形态存乎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是人脑对外部世界的能动反映,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从本质而言,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应与寻常人无异,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时,由于受到成长环境、学习背景、道德情操、认知能力等因素的局限,不同的裁判者在运用经验法则时,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认定结果,从而影响裁判尺度的统一性。当下,备受社会公众诟病的“同案不同判”现象,有破坏法律统一性和安定性的可能,对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也极具杀伤力,令司法机构决策者和广官们头疼不已。

  当然,引发这一难题的缘由是相当繁复的,并非单纯源于法官的认知能力,更不是经验法则本身的错。对于经验法则这个“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却又非常难以把握的概念,如何认识诉讼中的经验法则,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加以运用,误用经验法则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这些既是极为深奥的理论命题,更是渐成每一位司法裁判者的内心渴求。

  张亚东博士在其新著《经验法则——自由心证的尺度》中认为,“经验法则是人类在长期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以经验归纳和逻辑抽象后所获得的关于事物属性以及事物之间常态联系的一般性知识,这些知识属于常识性的、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不成文法则。”

  严格来说,虽然经验法则常常是通过法官裁判个案中呈现出来,确实也无法绝对排除法官个体经验的浸染或参与,但绝对不能认为这就是法官的个人主观推测。因为“法官不可依其私知而为裁判”,只要将个别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归纳出来的一般知识或常识性知识,且被验证具有可靠性和共识性,才可以作为司法裁判中的经验法则加以运用。

  在司法实践中,正是由于经验法则具有多样性、抽象性、盖然性以及隐秘性的特点,致使人们对于经验法则的属性、类型、内容等方面均存在着不同认识,甚至出现虚化、误用经验法则的现象,直接影响其诉讼功能的发挥。张亚东博士在本书中尽其所能地搜集到了我国各级法院运用经验法则裁判的部分典型案例,让读者通过一个个鲜活的生效裁判,来准确把握经验法则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运用的方法和程序。

  由于我国立法对经验法则的规定尚不明确和完备,亚东博士理应从立法论角度,对如何构建我国经验法则提出更为详尽的意见和建议。虽然本书中就经验法则运用的条件有所涉及,但在这一论题中只是列举了一个古代案例,再次强调了经验法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未深究在何种条件下法官才可以适用经验法则,以及运用什么样的经验法则才能够达到诉讼证明的标准。

  在我国成文法体制下,由于成文法律规范本身所具有的概括性、模糊性和不周延性,使得疑难法律问题的产生不可避免,在同一法律问题上可能同时存在几种可适用的解释方法,它们会产生不同的解释观点,而对于它们的运用顺序,由于人们在解释的目标(如主观目的与客观目的)和实体价值判断上存在分歧,也难以形成共识。基于此,我们应当通过经验法则,将经验法则作为解释的基础。因为许多比较成熟的经验法则已经通过不同形式转化为法律规范,而法官的主要任务在于运用法律解决纠纷,把共性的法律个别化。

  法律的个别化有三种渠道:一是公民通过了解法律规范,并以其支配自己的行为;二是通过推理使共性的法律与个案事实相结合;三是通过解释由法官弥合法律与事实之间的缝隙。共性法律与个性案件的结合,并不像有些法治理论者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在简易案件中,法律规则按照它们的通常意义完全就可以突显出重要事实,法官和律师在这类案件中就应该得出相同的法律结论;而在疑难案件中,法律无明确规定,结果将是不确定的。此时,法官和其他人被授权或要求以法律为基础作出适当判决。因此,在法官适用法律过程中,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应无争议,只有在现有的法律规则无法为待决案件提供清楚而明确的答案时,才存在通过解释法律或依据法律精神补充法律之必要。如果将法律视为形式化、制度化的经验法则的话,未形式化的经验法则则具有弱约束力的习惯性,并构成法官裁判案件的基础框架,这个框架是隐性的,但确实是存在的。因此,在诉讼过程中,法官依职权认定经验法则,实际上是法官基于职务行为、行使司法职务权力对事实的认定。只要没有相反的、充分的证据推翻,法官通过经验法则作为的证据认定就具有终局效力。

  此外,诉讼中经验法则的运用还应受到当事人、社会公众、行业专家的限制。就此意义而言,经验法则的运用并非是法官的“独角戏”,其实也是为法官自由心证提供更为广泛的评断视角,保证认定事实或解释法律的客观性和确定性,避免法官过多地将个体的主观判断渗入其中。实际上,无论当事人还是法官都有自己的认识视角,作为个体认识又并非等同于人们的普遍认识,也就是个体所感觉的经验法则未必就是实际上为社会多数人所认可的对事物的归纳认识,因此对特定的经验法则的认同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大陆法系国家,无论是在实体法抑或诉讼法上,对法律推定的应用亦无不以经验法则作为其设置的根据。为了防范和尽可能消除由于这种偶然性而对司法上运用推定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在法律程序上,往往赋予受推定而产生不利的一方当事人以反驳的权利和机会,以便使推定的适用建立在尽可能合理和完善的基础之上。

  《经验法则》阐述了指导性案例对于经验法则运用之价值,世界大多数国家也是通过司法判例或典型案例逐步累积经验法则,又使之为后判案件裁判提供正当性依据或参考、指引作用。虽然我国司法案例仍不能作为法源而产生应有的强制效力,但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正式施行案例指导制度。案例指导制度要求对案情相同或者相近个案,法官应当作出相同或大体相同的裁判结果;如果作出裁判要旨不同的判决,就应当对裁判理由作出特别说明,这本身就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有效约束。案例指导制度的有效运行,使指导性案例起到消除制定法过于原则、相对滞后、缺乏弹性的缺陷,规范法官自由裁量,统一司法裁判尺度,使得制定法与指导性案例在适用经验法则的机能上增强应变性和灵活性,以便更加适时、准确地解释立法者的旨意。

  诚如本书言及,“经验法则“这一舶来的法律概念落地于我国疆域的时间并不算长,如果孤立地宣介和分析“经验法则”,不仅会加剧法学界和实务界对此问题的模糊认知和错误运用,而且可能引发社会民众对于司法裁判的信任危机。因此,我们必须从立法规范、诉讼制度、法官素质、审判方式、裁判方法、社会心理、传统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完善,才能使这项制度真正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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